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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天天

[历史人文] 户县乡土史与历史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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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2-16 17:59:11 | 显示全部楼层
《关中枪声》很好的电视剧。
 楼主| 发表于 2012-3-12 19:13:05 | 显示全部楼层
户县1958  
作者:夏兰秋菊
一、陕西省某县的“大跃进”:
  1957年,某县全县乘反右胜利和扑灭涝峪暴乱的余威,在“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口号下,大兴“农田水利”,苦战了一冬。
  1958年3月2日,春节刚过,县委即召开了县委扩大会议,决定从4月5日起,组织全县性的基建队大搞水土保持,兴修水利,植树造林.用两个多月的时间完成山区344平方公里的治山任务。成立了水土保持指挥部,由县委书记曹文青、委员吴永锡(副县长)、段世昌(水利局长)等同志负责。下设指挥所4处。又抽调年轻力壮的部、科长进山工作;每乡为单位设大队,分区包干完成任务,各大队都有1——2名党员干部带领,成立支部,作党的工作和政治鼓动工作。
  4月5日,全县万人治山正式拉开序幕。经过紧张动员,从山外各农业合作社抽出的劳力约8600多人,以及山内3600余人共12000人到达山区指定位置。这12000余人的工具、粮食一律自带,社里给记工分,参加各社分红。每人每日生活费3角,本人担负2角,社给补助1角。粮食吃超由县上按重体力劳动拨给,但由本人出钱;工具损坏修补,县上拨出一定资金承担。
  这12000多人在山上大搞修田、筑坝、修水库、引水上山、造林,提前50天完成了任务。回顾当年的万人治山运动,虽然当时这一运动是在“共产主义大协作”的口号下,平调农业合作社的劳力完成的,某县的广大农民群众为此付出了辛勤的汗水,但万人治山非常盲目,所修水库一天也未发生作用,引水上山种成笑柄!而且,些微成果很快便被大炼钢铁运动中的乱砍乱伐、到处开矿、乱炸乱开所破坏。
  在万人治山的同时,县上还进行了农具改革、麦田管理、牲畜配种、发展养猪等各方面的工作。
6月,各地频传放高产卫星的消息。18日,《陕西日报》头版头条以《欢庆夏粮过黄河,力争秋田跨长江》为题,综合报道了某县等7县市小麦平均亩产400斤以上的消息,并配发了《喜庆小麦丰收,再争秋田跃进》的社论。该报还以《战胜七灾八难,丰收喜讯频传》为题,报道某县22万多亩小麦平均亩产413斤,一举达到了《纲要指标》,比上年高出117.3%的消息。同时刊登了某县县委书记处书记曹文青的题为《小麦大增产,抓早是关键》的文章(后经核实,该年全县小麦亩产平均只有271斤)。
  夏收之际,某县县委为了适应全国的大跃进形势,向全县人民提出“苦战三年,改变全县面貌的20条奋斗目标”,决心使粮、棉产量翻番,做出了扩大稻田3万亩的决定,并且不顾一些同志提出的正确意见,强行实施。平心而论,县委急于改变面貌的初衷是应予肯定的,但是这一初衷却不是站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之上,因之,到了秋后,以渭河滩的几万亩旱地建起的稻田由于无水而导致颗粒无收。
  进入7月,在全国一片跃进声中,某县县委召开了“夺取农业大丰收万人誓师大会”,要求树立“大跃进”思想,提出当年要实现粮食亩产1000斤,棉花亩产皮棉120斤的任务。

8月8日,某县县委、县人委根据中央关于向文化革命进军,以适应大跃进的要求的精神,提出“全党动员,全民动手,苦战一月,实现文化县”的口号。此后,县、乡、社都成立了由书记挂帅的文化革命指挥机构,组织教师、干部、医生及假期回乡学生展开声势浩大的文化革命运动。至9月中旬,全县先后组织4万多名学龄儿童入学,并在县中学办起工读大学,招收学员72名。还举办了政治、文化、技术三合一学校。组织4万多人分别到业余中、小学或“农业大学”、“红专学院”学习。据后来统计,有“2.9万名新文盲脱盲,青壮年脱盲率达90.5%;组建各种民办文化馆、俱乐部、体育队等文化团体2000多个;广泛开展群众性的写作和出版活动,涌现出诗歌作者1200多人,创作和收集民歌民谣20万首”。同时,县上还成立了出版社,县文化馆培训了30多名美术骨干,广泛开展刷标语、绘壁画、办墙报活动,宣传总路线、大跃进。农民画这一奇葩借此逐渐展放,成了大跃进年月独有的硕果。
  秋收秋播前后,县委根据外地经验,又提出“苦战20天,全县深翻土地64万亩”的号召。要求将土地普遍深翻在一尺以上。全县组织了10万人,万头牲畜,日夜突击,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深翻地热潮。这10万农民群众苦战了七昼夜,将全县39.8万亩小麦地深翻了一遍,其中有18万亩地是用铁锨深翻的。陕西省副省长还为此向某县的人民祝贺。
秋播前,在《陕西日报》社论《只有密植才有丰产》的带动下,县委也提出了“只有高密度,才有高产量”的口号,要求每亩地下籽种30斤到55斤,“丰产田”、“卫星田”下籽种百斤以上。强制要求无肥、不深翻、不密植不许下种。为了起到示范作用,县委在其深翻后的试验田下种达120斤。
  秋播中,县委在召开的几次会议上毫无根据地对1959年夏粮指标一提再提、加翻,小麦亩产起初计划提高到6百斤,后提到1千斤,最后一直提到亩产3千斤,还要争取到4千斤。对“卫星田”指标更定的吓人,要求亩产5千斤的达到8万亩,5千斤以上到1万斤的6万亩,1万斤以上的达到1万亩。
受全国浮夸风的影响,10月4日,当时任县农工部部长的何勤如受命以个人名义在《陕西日报》头版发表了题为《某县——我省第一个玉米千斤县》的报道文章,造成了相当严重的恶果。
  这篇文章说:
  某县广大农民,正以愉快的心情,抢收着空前丰收的玉米,我省第一个玉米千斤县在这里出现。根据各地收获情况推算,全县二十二万六千亩玉米,总产达两亿二千九百多万斤,平均亩产一千零一十三斤,等于去年平均亩产的4.8倍。
  这篇文章还说:
  某县玉米大丰收,是广大农民在党的总路线光辉照耀下,以整风的精神,开展了一系列的辩论,出大字报,与“条件论”、“劳力紧张论”等右倾保守思想作坚决斗争,抓深翻、抓肥料、抓管理而获得的。
  文章说:
  全县玉米生长普遍良好。特点是杆子粗,棒子大,颗粒饱满。目前玉米相继成熟,农村一片丰收景象,男女齐出动,个个笑颜开,抢收着重甸甸的玉米。
1958年秋,某县玉米播种面积22.16万亩,实际亩产只有271.3斤,总产只有6013万斤,离这篇报道的玉米总产数22900万斤相差竟达16987万斤。但这篇报道文章浮夸程度与当时全国性的浮夸还是小巫见大巫。
  农业产量浮夸形成高估产,而高估产又带来了高征购,全国比正常年度多购200亿斤。某县同样也蒙受浮夸恶果,粮食征购任务在1957年2092万斤的基础上,增加到了5千万斤。经过多方努力,强征强购,只完成了4473万斤,但已比1957年多购2381万斤,全年征购粮数是1957年的2.16倍。
由于高征购,某县在1958年底就已感到粮荒压力,但县报在年终又发表了县农工部以特约通讯员名义写的《农林牧副渔全县大革命,一九五八年我县获得了空前大丰收》的报道,继续浮夸。现全篇抄录,使大家感受一下弥漫当年的浮夸空气:
  伟大的一九五八年,带着胜利和骄傲向我们挥手告别了,我们回顾一下,五八年的农业丰收情景,犹念念不忘,勤劳勇敢的全县人民,在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下,以一天等于二十年的跃进速度,五十天完成了三年控制山区水土流失的基本任务。夏收中,又以镰刀未停,铁锨又响的英雄气概展开了深翻运动。社员们当时编了许多歌曲,有一首歌唱的是:
  场上麦磊比山高,
  丰产红旗到处飘;
  唱罢丰收身添劲,
  要叫地球大翻身。
  由于全县人民的努力,农林牧副渔全线都获得了空前未有的大丰收。粮食总产三亿八千五百多万斤,等于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粮食总产的十分之六;将近相当于五七年总产的四倍。粮食亩产比大丰收的五六年多了三点六七倍,比五七年多了四点四倍。平均每人有粮一千四百八十九斤。棉花产量比五七年增大了两倍。造林面积,等于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总共面积的五点七五倍,超额完成了年计划的三点一五倍。在畜牧业方面,虽一度有所忽视,但十二月内就收入了三十三万余元。原来我县根本就没有养鱼的习惯,但是现在却有了大大的发展,比如吕公寨,光养鱼一项就可收入约计四万余元。
  随着粮食的增产,全县人民生活水平也大为提高,眼前,全县人民在公社化后实现的集体食堂下,一般都做到了吃饭不要钱。这里也有一首歌唱道:
  旭日东升百花开,
  五路财神进门来,
  幸福日月油掺面,
  感谢党的好领导。
  和这篇文章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人们已普遍感到粮食缺少的压力,吃饭已成了第一要算计的事。
1958年某县的粮食总产量在1959年10月1日,即国庆10周年时宣布为18643万斤;1959年召开的中共第四届代表会时,在工作报告中又宣布为18605万斤;1987年县志记载为18720万斤。以县志记载计算,比这篇文章宣布的产量38500多万斤差了19780万斤。其浮夸程度可见一斑。
工业方面,某县的工业基础十分薄弱,解放后到1957年,全县仅有手工业社(组)24个,副食加工厂1个。为贯彻2月份省委扩大会议提出的地方工业产值要在第二个五年计划中赶上农业产值的要求,县委决定大办工业,确定全县地方工业1958年的产值要达到800万元以上,也就是说在1957年140万元地方工业产值的基础上翻5——6倍。5年内超过农业产值,并做到碾米、磨面、轧花、脱绒、榨油基本电气化;耕地、播种基本机械化或半机械化。为了适应农业生产大跃进,还计划在年内扩建农具、印刷、大车修配等三个厂;还要新建骨粉、籽棉加工、棉籽脱绒、笔铅开采、黄铁矿冶炼、低标号水泥及面粉、肥皂、砖瓦、采石等四个项目24厂。各乡、社要办小型水电站、小型面粉厂、草绳厂等40多项,达246个厂。全县包括县、乡、社共计划办起270个厂,还不包括100个沼气发电站。此外,社社都要办颗粒肥料厂。
办这么多厂,需要大量资金,钱从何而来?是大伤脑筋的事,后来决定从五个渠道筹集资金:
  一是从农村筹集141万元,其中从农业社公共积累中抽20%,为60万元;其余81万元发动农民个人自愿投资,方法上采取自愿自报,适当结合民主评定,任务到户,实际上都是任务分摊到户。从农村筹的资金,各乡、镇自留50%,交县统一使用50%。
  二是削减和压缩一切非生产性开支,从地方财政预算拨出25万元;
  三是供销社、手工业联社、服务局、商业局等单位自筹资金39万元;
  四是发动机关干部“自愿”投资约10万元;
  五是供销社应退的股金暂不退股,转办地方工业,5年后还本,但不付息。实际后来永无信息。
  另外,机关开支剩余的工会会费与福利资金,也采取捐献形式作为地方工业资金。这样,共筹集到资金207万元
在农村筹集资金搞了集资运动,我们来看看当年在北稻务村担任支部书记的南亚峰1961年3月5日说出的一件事:
  1958年我担任支部书记时,本年8月间搞集资运动,秦镇乡的支部书记李步轫、乡长郭云在会上布置,把过去说是有底财的地主,要好好搞。我回来后和队长南希哲给南景山地主谈了两次,南景山总说没有底财。隔了一天,乡上公安人员杨虎财来我村(不知乡上谁着来的,乡上再也没有来过一人)和我们又谈了一次,南景山说还是没有底财,以后再没谈过。隔了5天(即9月1号)晚上,南景山悬梁自尽了,至于为啥死的我就不知道了。
  南景山是解放前一个比较有名的工商业者,祖辈在四川打箭炉经商,在当地资金最为雄厚,他虽比不上晋商乔致庸(电视剧《乔家大院》的主角),也曾为汉藏通商、密切民族关系作过一定贡献。此时他的死好如死了一个蚂蚁,但集资款通过多种办法总算筹集到了。
为解决办工业的技术难题,县上先后派出20多人去西安、武汉等地参观沼气发电、农具制造、机械施工。派出学习9人,在县上办训练班26人。还根据边施工边学习的精神,抽调将要建水电站的各社干部全部到正在建站的宋村,实际参加建筑工程,取得经验。又在复员军人中找出有一定技术的加以使用。还和地处本县的电机学校订立合同,培养农民电业技术人员。
  在全国大办工业的巨浪推动下,某县在农村公社化的同时,兴起了大办工业的热潮,如太平公社就先后办起了粮食加工厂、农具车辆修配厂、水泥厂、石灰厂、砖瓦厂、土化肥厂、伐木厂、稻草加工厂、榨油厂、火药厂、缝纫厂等280多个厂;余下人民公社建起了石灰厂、制糖厂、土化肥厂15个项目,230多个厂;大王人民公社办起了砖瓦、水泥建筑、农具制造、轧花、榨油、缝纫、土化肥制造等15个项目,230多个厂。到年底,全县共建起各类工厂4491个。
  这些工厂由于都是盲目兴办,仓促上马,一哄而起,时间不长就因资金、技术、销路等方面问题纷纷关门,浪费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
二、某县的大炼钢铁运动
  1958年9月,全国性的大炼钢铁运动已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陕西省委召开扩大会议,提出战斗任务:以万座炉、万吨铁、万吨钢迎接国庆。到9月底,全省已新建各种炼铁炉1万余座,新建各种炼钢炉80座(转炉57座,电炉5座,土炼钢炉18座)。“向土炉要铁”、“为钢铁而战”成为全省工业建设中最响亮的口号。
   据《陕西日报》报道:
  全省已有60万人高举帅旗,开赴钢铁前线,长安县4万大军苦战半月便建起了土炉1800多座,夺得了全省第一面千炉县的红旗。到9月27日,全省提前超额实现了省委提出的“十一”前建起万座炉的号召,由日产几吨到突破400吨大关。
  炉子是建起了超过万座,但炼成万吨铁、万吨钢来迎接国庆的希望落空。
某县在1958年全民大炼钢铁的运动中,分得的任务是:炼生铁1000吨、炼钢60吨。
  9月初,某县派出宣传部部长王丙奇等三人随省工业厅组织的参观团到河南取经,学习炼铁技术,沿途参观了河南省灵宝、观音堂等地的炼铁活动,看到河南真是搞的轰轰烈烈,当地为了完成炼铁任务,把树木都砍光了。他们回来后,县上已抽出了相当一部分劳力上山找矿。为完成炼钢铁任务,某县成立了三个兵团,第一兵团由县委书记邓国忠负总责;第二兵团由县委书记处书记安生高负责,在太平口平堰下建立炼铁基地;第三兵团由县委宣传部部长王丙奇负责,带领余下、祖庵两区群众在栗峪口安营扎寨,盘炉炼铁。省地质学校也来了一批专家、内行参加,他们在“要算政治账,不算经济帐”的要求下,对群众的:“这里到底有没有铁矿?”的问话一律摆手表示不懂。找矿的人只得在曲峪、皂峪、谭峪、栗峪等处漫山寻找矿源,但某县实际是一个很少有铁矿的地方,寻到的所谓矿源含铁量非常低,大都在10%左右;人们还在涝峪深山寻找矿源,所谓的寻找也用的是土办法,即每一个寻矿的人手拿一个小锤子和吸铁,在山沟里到处敲打,用吸铁吸,先后在沙岭、黑山岔、小山岔、五里坡、乳牛沟、西河、黄土坡及黄柏峪等处找到了铁矿,含铁量贫富不均,只有太平峪发现的矿含铁量高。
  在找矿的同时,三个兵团各自组织人力建炉,到9月15日,建起各种炼铁炉74座。到月底,全县在栗峪、涝峪、太平峪三处点上已建起各种小土炉389个,其中栗峪62个,涝峪157个,太平峪170个。
在炼铁的过程中,全部用军事化的管理方法,如第二兵团的太平峪铁厂由太平、大王、秦镇和县商业局联合组成,厂部成立由7人组成的党委会,设宣传、组织部;厂部成立总务、生产、技术、保卫等科,下设营、连、排等,还设有妇女直属连。
  太平峪铁厂自9月初建成,全月装炼20炉,没有炼出一斤铁;涝峪铁厂进行过20多次的试验,也是炼不出铁来。有的是炉子问题,炉口太小,进风口不准,炼着炼着,炉子往往就从胸部垮了下来。有的是风力太小;有的是没有技术;有的是矿石含铁量太低,炼不出铁。
  第三兵团栗峪口的炼铁,据王丙奇老人回忆,当时因为上边根本不顾实际情况,只知一味地强调任务和批判“条件论”,人们没有办法,只得用普通的砖来盘炉子,没有焦炭只得用普通煤火木炭来代替,没有富矿,只得用含铁很少的贫矿代替。炉子烧到最后,往往就垮了下来,烧出来的所谓烧结铁其实真正是炉渣,但也只得以烧结铁上报。实际未炼出一斤铁。但上级还在不断的催逼,要求开展炉前整风。祖庵公社的党委书记魏克发,整天在炼铁、运铁的工地上,但因进度不大,有人已扬言要将他炉前整风,要给处分。当时天下着大雨,一些运铁矿石的妇女已淋得披头散发,浑身湿透,魏书记听到要给处分,只得冒雨扑出来,向那些运输的妇女训话,要求不管下雨不下雨,运输不能停,说出了一句有名的话:“哪怕雨水打到奶头上都要背矿石!”这也是他后来在文革中受整很厉害的一个原因。
到9月底,某县在全省大炼钢铁的声浪中明显落后,虽然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但总是炼不出铁,后来找到了两位曾经炼过铁的土专家,经过3天3夜的苦战,终于在9月30日的晚上,太平一号小土炉炼出了第一炉铁,7小时生产了150斤。
  土专家用的办法是:
  一是炉身用土一层层锤上(一般用砖砌);
  二是烧暗火,炉顶用炭渣将火盖住,使顶上不冒火;
  三是炉子风口比铁口高2寸,避免将铁水吹凉;
  四是全用矿石炼,不加石灰(一般加石灰20%);
  五是通炉子时,要小通,按时通(1小时1次),以免把矿石焦炭打乱,降低矿石熔化温度。
  10月8日,《陕西日报》专门为某县的经验发了消息,并专门配发了评论《一定要攻破出铁的技术关》。
一些部门也以各种方式支援大炼钢铁,如某县的庞光粮站职工组织了一个运粮队,背粮进山,他们提出了“不怕山高路远,背粮入深山,那里炼铁,就把粮运送到哪里”的口号,支援炼铁大军。9月20日晚,运粮队7个人背粮350斤,送上黄柏峪的安口炼铁基地,三天共送粮1500多斤。
  10月3日,县委连续三天召开县委扩大会议,再次对大炼钢铁作出部署,决定10日内在西炉丹村与惠安化工厂合建60个小高炉;抽调大量劳力进山开矿,运输,炼铁;发动广大群众到河里浪铁砂。要求每天必须完成40吨的炼铁任务。
  经过日夜广泛动员,10月5日以后,某县从事大炼钢铁的人陡增至5——6万。山上开矿,炮声隆隆;沿山土高炉日夜火光冲天。
  10月12日,全国土法炼钢现场会在河南商城开幕,会议号召全国向商城学习,让土钢和洋钢平起平坐。某县在这一精神推动下,全民大炼钢铁更加急迫起来,一时间造成很多问题,首先是炼铁需有矿石,这就需要探矿、开矿,矿源却在山中,有的还在深山。没有道路,就需要修路;开矿要放炮,需要大量炸药,而炸药却十分缺乏;有的矿要架设高空运输线,但是别说钢缆,就连铁丝都很缺。一段时期,连钢钎洋镐都供不上。而大面积劈山取矿,使植被遭到空前浩劫,万人治山的水土保持工程被破坏殆尽。
  秦岭山上大约有一万人在开矿,这些人的吃、住、穿、用、烧都成问题,而且驻地分散,运输困难,吃粮靠人背,紧忙运不进去。驻地距工地太远,来回翻山跑路,造成大量窝工。
最困难的是矿石开出来后的运输问题,交通条件好一些的,动员胶轮车、铁轮车运;条件不好的只能用架子车拉,甚至用人背,十分辛苦,牵制了大量强劳力。
  由于矿石不能满足要求,动员了大量的老弱妇孺,到北面的渭河、东面的太平河浪铁砂,中学停课,师生全上;机关也停止办公,全体参加浪铁砂。监狱的犯人也不能闲着,全部拉出来参加浪铁砂。人数最多的时候每天参加大炼钢铁的达10万多人,一时间,县北大王镇一带无论店铺、农户家中的闲房,阁楼都住满了人。渭河边上白天挤满浪沙人群,时值河水漫涨,给安全带来很大隐患。
  好不容易解决了矿石、铁砂等炼铁的原料问题,但炼的过程中问题更多,烧炉子的大多是从来没有炼过铁的农民,根本不掌握炼铁技术。建炉用的耐火砖奇缺,只得用普通砖。建的炼铁炉有的根本不合用,经常发生胸垮,只得拆了建,建了又拆。由于大多地方没有电,鼓风机用不上,只得用大风箱煽风,这大风箱可说是古今中外没有过的,长约四尺,高约三尺,宽约一尺,非一个硬帮小伙子是拉不开的。拉大风箱全用强劳力,分班倒,十分辛苦,但因操作上不得要领,往往是白费力气。而大风箱一时又不够,又要紧急造大风箱。炼铁需用焦炭,而焦炭又供应不上,煤司建了7个炼焦炉,3个都不能用,而且用于炼焦的煤也供不上,炼出的焦炭也不能及时运输到炉,一段时间,山里的炉群只得用木炭代替,烧木炭毁掉了大片林木,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另外,炼铁需用大量石灰石,这又需要开山取石,建炉烧制,又是燃料运输问题。
县委和广大干部费尽心思,想了许多办法,安排人力,加强开矿、运输等各方面的工作。将地方工业局的炼铁炉以及商业局的锅驼机,还有省上给的4个炼铁炉全放到了炉丹炼铁厂。还在农村访问,寻找炼过铁的人,又在省上千方百计请来了两个技术工人,加上派去河南参观的人,共同参加研究解决技术问题。
  多方组织砖、耐火砖、炸药、煤、焦炭、石灰等物资。为解决照明问题,在太平河修起了水电站。还要想法解决群众吃、住及后勤供应。在解决这些问题的基础上,还要抓进度,放“卫星”。
  进入10月下旬,由于各方面原因,炼铁进度缓慢,省委决定学习广西经验,改变炼铁方法,要求采取坩埚炼铁。为便于指挥,将关中划分为宝鸡、彬县、铜川、澄城、华阴5个战区。铜川战区炼铁任务为2万吨,按5万吨完成。省委领导指示:
  现在的任务,第一是钢铁;第二是种麦;第三才搞其它,水利要推迟。
  某县和长安县都在铜川战区内,两县联合组成了“钢铁指挥部”,按照战区的部署,两县要给北面的县7万5千吨矿石,换回2万吨坩子土。为完成任务,10月26日,县上召开了誓师动员大会,大会要求太平峪每天开采矿石2千吨,栗峪每天开采2百吨。为解决运输问题,县上成立了运输指挥部,山外的7个公社组成了7个运输营,动员一切车辆编成连队,不分昼夜拉运。还将所有的自行车组织起来运矿石。
由于劳力紧张,严重地影响了农业生产,许多生产队秋收未完成就开始炼铁,庄稼撂在地里无人收,太平公社有4000多亩麦子、稻子没来得及收,烂在地里。全县粮食损失十分严重。
  天气越来越冷,浪河沙越来越难,效率不高,河滩都翻了几层。为了提高产量,渭河上搭了8道桥,造了1只船。先后浪出了50多万斤铁砂,动员大量人力运送,大王镇北面道路两旁的麦田都被践踏不堪。妇女小孩受冻,怨言很多。
  到了11月下旬,全县共炼出“生铁”150吨,其中,炉丹炼铁厂炼出“生铁”78吨;城关铁厂建起自风炉,炼出“生铁”40吨;马营铁厂(第三兵团由栗峪迁来)建起1200个炉子,出了4百炉,炼出20吨“铁”。
  到年底,县委根据矿产资源、交通运输条件,将原来三个兵团的太平、城关、马营等炼铁厂合并到炉丹炼铁厂,实行了“五定”、“两化”,“五定”是定点、定型、定组、定员、定领导;“两化”是基地化、工厂化。某县炼铁开始从“小土群”走向“小洋群”。改造炼炉,改人力送风为电力送风,大大提高了进度。县上还扩建了涝峪炼铁厂,在大王又办起了一个炼铁厂。至年底,总算完成了炼铁任务。
  关中这个小县1958年的大炼钢铁,历时4个月,全县查出“铁矿点”103处,先后建炼钢炉15座,土高炉513座,自风炼铁炉4830座,共炼出“生铁”1404吨(一说为1402吨),其中烧结铁即达1264吨;炼钢89吨(一说为88吨)。后来全部交县农械厂,由于大多是烧结矿渣,根本不能用。大量未来得及冶炼的铁沙,被用来铺路。由于大炼钢铁,人力、物力、财力的损耗难以数计,给经济带来难以估量的损失,以后多年都难以弥补。
指的(值得)一提的是,某县当年在农业、工业“大跃进”的同时,文化战线也在大跃进,却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如出现了以李强华为代表的一大批农民诗人,更创造了农民画这朵奇葩,使某县名扬海内外,而且至今不衰,这是当时所有的人都未想到的吧!
三、 某县的人民公社化运动
  
  1958年8月,某县在各方面跃进的同时,正忙于小社并大社的工作,这时,报刊上已报道了毛泽东视察河北、河南、山东并称赞人民公社的消息,这些消息使县上党政领导感到突然和茫然,他们本以为办人民公社要经过一段试办过程,但后来他们看到报纸的宣传,已感到不是试办,而是正式要办的,于是急派县委办公室主任夏守仁等到河南取经。
  8月9日,县委召开了常委会,会上,县委第一书记邓国忠的开场白可以看出基层领导对办人民公社的茫然情况,他说:
  现在又是新形势,原来说是试办人民公社,严秘书长(指陕西省委秘书长严克伦)也说个别试办。昨天谁给我一张河南报,说河南搞的轰轰烈烈,毛主席看了一下。看来现在不是试办。主席在山东也说还是人民公社好,人民公社比高级社好。我们现在怎么办?是并一般社,还是办人民公社?
  8月22日,县委又召开了扩大会议,就如何办人民公社展开讨论,并在当晚由从河南信阳匆匆赶回的夏守仁传达取经情况。夏守仁具体介绍了河南人民公社的体制等问题:
  山区和平原可合并,因山区资源丰富,合并后可以开发,这样才能消灭山区、平原之间的差别。体制问题,公社的基本特点是由原来较小集体单位变成集体较大单位,因为集体单位大了后,集体主义观念就增长了,对财产私有观念小了。公社是个社会单位,解决公社体制问题时,必须一切生产由公社统一经营规划。
  夏守仁介绍了“卫星”等人民公社情况:
  社设党委会,党委下设组织、宣传、工业、农业、监委;最高权力机构是社员代表大会(即原乡人代大会),由代表选出行政上的社长,组成人民公社管理委员会,下设农、信、财、治、工、办、计划委员会等;大队有党委、队委会,参加公社社员代表大会的代表组成队委会。大队直接抽一部分土地由大队经营。大队组织水稻营,营辖三、四个连,营有政委、营长,还有副政委、教导员。大队下有若干生产队。大队、小队管理范围,根据各队情况确定,例如几个生产队都有水稻可组成一个耕作区。在工业上可因地制宜,工农结合。
  社内各组织的管理范围是公社统一管理,对队及各种组织每年定出要求来;在财务管理上,公社统一计划,包给各队;不固定的造临时计划拨款或物资。在劳动管理上按年、季制定计划,由公社统一调配。公社各种生产的操作规程由社统一制定。
  工资制问题,河南有三种类型,一种是两次预分一次决算;一种是固定工资;第三种是基本工资加奖励。粮食无代价供应,卫星人民公社每年供应每人粮食450斤;黄河人民公社夏季达350斤。粮食发给食堂,食堂以人定量,发给各户粮票。劳力按体力、劳动态度、劳动强度评出等级,在总工资中抽出20%作为奖励。小队5天,大队一月,全社一季一评,奖励面一般40%。
  各生产队办集体食堂,粮食不出钱;菜由食堂种,钱社员出;分老人、小孩、小伙饭。来客交粮票,病人另有饭。办托儿所、幼儿园,解决妇女拖累,衣服由缝纫社缝。单干户入社。除少量家畜外,全部土地、耕畜入社。
根据夏主任的介绍,建立人民公社已是大势所趋,所以大家一致同意建立人民公社,对全县到底建几个人民公社进行了充分的讨论,有提全县建9个的,有提全县建12个的,有提建8个的,还有提全县建一个的,最后意见统一,全县建8个人民公社。
  在讨论中,反映出农村已人心惶惶,有些地方出现卖牲口、卖集体财物现象,也反映出一些富裕社恐怕并公社后吃亏的现象。大家还提到了一些具体问题,如:公社化后,原来的公有化股份基金还还不还?合作基金贷款咋办?秋季分配归大社负责还是小社负责?社员在夏季分配是余粮户,钱社上用,最后如何处理?还有树木的处理、庄基问题、单干户问题、公私合营、私商的归属问题等等,讨论的一塌胡涂。会议一直开到8月25日,初步确定秋季分配即可按基本工资加奖励制度,可实行大礼拜或请假制。新的机构未成立,旧的生产单位不能撤销。干部一般原地不动,工资照常由政府发给,原社里干部提到乡里的仍参加社里分红。
  当时还不清楚人民公社是政社合一的制度,确定了8个乡镇的干部调配。
  8月25日,县委召开了三级干部会,就建立人民公社进行动员和布置安排。县委第一书记邓国忠在会上指出:
  办人民公社是生产需要,群众要求,条件具备,大办公社,向共产主义迈进。由于过去农业社规模小,劳力少,物资力量不足等,所以在许多方面出现了不能适应更加多快好省地发展生产需要的矛盾,而人民公社是在我国现阶段的具体条件下,为了使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进一步发展,对生产关系改善的结果。是产生、培育共产主义的摇篮。
  在体制方面,邓国忠强调:
  必须根据“统一经营,分级管理“的原则,将社员的一切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归公社统一支配和使用;工农林牧副和供销、信用、文化、卫生、交通等一切生产建设事项归公社统一经营,由公社统一制定生产建设计划和进行收益分配。
  在粮食的分配上,根据国家规定的留粮标准和社的增产情况,公社将所有社员口粮统一留在社内,分发各生产队,队按以人定量的标准发给社员粮食证,社员在食堂所使用的粮食部分,只交粮票,不再拿钱购买;菜金社员自付。实行工资加奖励的办法,根据每个社员的劳动强弱、生产技术高低、劳动态度好坏等条件,评定每个劳力的工资差别,以工资总数的80%左右作为基本工资,按月发给社员,以工资总数的20%,作为奖励工资。
  邓国忠宣布,县委决定将全县原有23个乡镇合并为8个乡镇,按一乡一社的原则,建立人民公社8个。大会开过不到十天,全县即建起城关、大王、涝店、祖庵、秦渡、太平、余下、涝峪8个人民公社。
  建立人民公社初期,带有很大的盲目性,这从当时公社起的名字就可看出来,如大王人民公社,起初就叫东方红人民公社;城关人民公社叫火箭人民公社;涝峪人民公社叫秦岭人民公社;太平人民公社叫钢铁人民公社等。在大办人民公社的同时,全县还办起农村公共食堂1652个。
  到了11月份,某县又以8个公社为基础,成立了“人民公社县联社”,实际上,县委即是联社党委;县人民委员会即是联社的管理委员会。联社党委下设组织、宣传两个部,一个办公室,一个监委会;联社管理委员会下设8部(农业、工业交通、财贸粮食、生活福利、文教卫生、政法公安、劳动武装、水利电力)、二委(计划委员会、科学技术委员会)、一室(办公室)。原来的8个公社分别以地名定社名,如大王人民公社原称东方红人民公社,现以大王地名命名。
  人民公社县联社成立时给自己定的职责和任务以及权力是:
  统一全社各项计划、安排和部署;有权抽调劳动力进行各项基本建设和组织大协作;有权使用各公社40%的公积金用于全县性的大型基本建设。
  作为一个基本的生产核算单位,确立这样大的规模,严重脱离了当时的农业生产水平和干部管理能力这一客观实际,带来了管理等方面一系列问题。县联社与各公社分权进行管理,两者是领导与被领导关系。按照给县联社划分的权利和任务,使“一平二调”的共产风“越刮越猛。
四、“五风”的泛滥
  全国农村都成立了人民公社之后,“共产风”便猛刮狂吹,大量平调原高级农业社的劳力和资产,原来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土地、耕畜、农具等生产资料及其它公共财产全部转归人民公社所有,社员原来经营的自留地和个人宅基院落内的树木、牲畜等财产,也被收归人民公社经营和转为人民公社所有,银行、信用社也借机强行收扣各种贷款,这就是当时很为人们所垢病的“一平二调三收款”。陕西省共平调钱、物(折款)达3.6亿多元。这种经济上对农民的剥夺,引起广大农民情绪极大的恐慌,建社前夕,许多农民为了逃避被“共产”,突击砍伐树木,宰杀耕畜。建立人民公社后,又因大跃进和大炼钢铁的需要,大量树木都被砍伐,牲畜被过渡役使,死亡很多。进入人民公社的原来比较富裕的高级农业合作社的社员和其它穷社一起并为人民公社后,感到特别吃亏,因之尽量挥霍浪费,一些穷社社员也乐得大吃大喝。不经核算地把经济状况不同的社硬聚在一起的“共产风”把人们吹昏了头,思想极度混乱,挥霍浪费现象十分严重。
  某县后来在1961年初统计的整风整社资料显示:
  清查出自1958年“大跃进”以来,各级平调和无偿占用土地10164亩,现金135万余元,劳动工日86.7万个,耕畜116头,大车78辆,农具4.5万余件,猪579头,羊220只,粮食9万多斤,房屋11511间,建筑材料81.5万件,生活用品4.8万件,家禽1632只,其它物资折价61.9万元(二十八)。
  从某县的上列数字可以看出当时 的“共产风”和平调风是多么严重!
  人民公社实行了政社合一、分级管理的体制,人民公社既是一种经济组织,也是一级政权机构,不但负责全社的农业生产,还对工、农、商、学、兵实行统一管理。在人民公社内部,划分为若干生产小队。公社统管全社的生产安排、劳力调配、物资调拨和产品分配;管区上传下达;生产大队负责生产管理和部分经济核算;生产小队只是一个具体组织生产的基本单位,毫无生产自主权。这种大而僵化的体制,很容易也很自然地形成公社领导用命令指挥生产,搞瞎指挥,一些令人啼笑皆非的瞎指挥事例层出不穷,而生产大队和生产小队连应有的生产经营和分配的自主权都没有。群众只能是机械地、木偶般地被指挥来指挥去,极大地伤害了广大群众的生产积极性,给生产带来了极大损失。
  人民公社广泛实行了以供给制和工资制为主要特点的所谓按需分配制度,提倡“吃饭不要钱,做活不记工”,同样严重地挫伤了广大社员群众的生产积极性。
  在劳动管理和生活方式方面,人民公社实行了所谓“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思想共产主义化”。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就是把人民公社的男女劳力,变成各种军事组织如团、营、连、排等,实行统一的军事指挥,在各种“大办”的口号下象参加战斗那样进行调动、布置;所谓生活集体化,就是大办公共食堂、托儿所、幼儿园、幸福院、敬老院等公共事业,把以家庭为单位的传统生活方式改变为以生产队为单位的集体生活方式;思想共产主义化就是要树立共产主义观念,不及个人得失,说穿了,就是面对“共产风”,要欣然乐从。人民公社普遍建立了以民兵为主体的劳动大军,办起了以公共食堂为主要形式的公共事业。人民公社的“四化”带来了一系列问题,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给瞎指挥创造了条件,开了方便之门,成了各级干部强迫命令的最好手段,更使“大跃进”如虎添翼,但却使广大社员群众没明没夜的“跃进”,经常处于紧张劳累状态,疲累不堪;生活集体化主要内容的大办公共食堂,不但造成了粮油等物品的大量浪费,还因饭菜品种单调,质量低劣,严重影响广大社员群众生活,而且给干部大搞特殊化提供了方便,引起干群关系紧张;要求人们思想共产主义化,则严重混淆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混淆了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造成缩小以至取消商品交换,扩大产品分配,破除“资产阶级法权”和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等等错误行动。对这“四化”,农民社员特别反感,普遍反映:这“四化”实在化的不像话!
  所有这些,都使我们党和政府同农民群众处于相当紧张的状态,这一段历史,使人们痛心疾首,久久难忘。
  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no05/1/111148.shtml














 楼主| 发表于 2012-10-21 09:13:15 | 显示全部楼层
幸福的瞬间 发表于 2011-12-27 01:02
出书后,能否友情赠送一本。呵呵

书出了,目前还没有多余的。内容准备的多,副校长看后,把许多来自网络的材料,拿不准的我都删除了。
20121021940.jpg
20121021937.jpg
发表于 2013-8-13 10:42:24 | 显示全部楼层
谢谢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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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8-25 21:09:47 | 显示全部楼层
2011-3【郑义林】民国私人日记中的户县“过红军”
1932年农历十月二十九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1.6万人在总指挥徐向前率领下,由长安县进入户县境内,驻扎在县东南庞光镇地区的九个村堡,打富济贫,并同追击的国民党军队交火。十一月初一离开庞光西进。这两天两夜给当地人留下深刻印象,称为“过红军”。但史料对此记载极其简单,人们无法了解“过红军”的详细情况。2007年,笔者在编写《户县志》翻阅民国档案时,偶得署名为刘励三的私人生活日记4本,十余万字,记载时限自1929年农历七月至1933年十一月。作者刘励三系户县庞光镇东焦将人,1928年至1933年底任户县建设局局长。解放后被定为地主成分,1951年腊月遭政治恐吓,于当月初三晚投井自尽,年方五十。
从刘励三日记可知,红军留驻户县期间,作为建设局长的刘励三在县府参与了国民党户县政府应对红军的多项紧急举措。而他的家乡东焦将,正是红军留驻的一个大村子,他的家中曾住满红军,而且被红军打富济贫。红四方面军在当地虽然只住了两天两夜,刘励三却以自己的亲历亲见亲闻,对红军过户县前前后后的情况作了20天的日记。内中多数资料不为人知,珍贵至极。现选录刘励三1932年农历十月二十八日至十一月十七日日记,向读者披露红四方面军经过户县的真实情况。

据日记可知,红四方面军进入户县前两天,户县当局已闻风声,极为恐慌,并做好应对:
十月二十八日记:“……县内昨晚已净街,不准行走。今早仍戒严,九时以后始开城门,只准人出,不许人进。闻共匪已出大峪,与官兵在子午镇交火,故为恐慌。”
二十九日记:“昨晚仍净街,今日九时开城门,出入俱不方便。士兵和公安局警士于东关终日设卫三道,远至吕公河。下午风闻庞光镇、焦将一带为共匪占据,且逼近西北二方。始闻将信将疑,继则果然。当晚县府即派南路公差数人,往庞光镇、石井村一带侦探矣。并接省上电话,今晚由省(城)来队伍二营,跟随中央大军进击,星夜兼程不息。”
三十日记:“今日县城严密戒严,城外仍设卫三道,县内市商停闭,居民惊慌,有出城往乡村躲避者。闻南乡山麓一带尽为匪迹,所至抢掠骡马,人民难堪。至午后一时许,忽然城外撤卫,城门紧闭,军警全行上城,势甚危急。余见此情,即将局(建设局)内要件、账项等收拾,以备不测……”又云:“下午,省上派来杨虎成部下一个团,团长王太吉(此人后为抗战爱国将领),进驻县城,县内商号、住户、各机关皆住满军人,一时城内人心稍安。”“县长(赵葆真)奉令召集各机关开会,商议支应军队粮秣事宜,选出支应粮秣主任二人,各机关各派二人,共同负责,同时派警士下乡督催,限期将粮款送县上。为应急,先由县商会、秦渡镇各任一千元,大王镇五百元,县府暂给五百元。”

国民党部队与红军作战的情况,日记中也有记载。
十一月初一日记:“早起,闻昨日所来之队伍昨晚全数移防占管营(县南村名)一带,与匪接火。今早又由东向过来大队伍,未曾停站,往前方截匪,前锋以大军包围,痛加剿灭。餐后县长率各机关往迎胡师长于东关,师长未至。有由宋村来一副官云:昨晚中央军住宋村与匪对击,因地系稻田不利作战,未曾前进,现带队伍一营送来夺获匪人枪械数百,及带来军饷二万暂留户县,以备临时需用。而胡师长刘指挥皆在前方应敌,萧师长的队伍今晚可到秦渡镇……昨晚九时由东来队伍,未曾进城,即由田野遍向南横队前往,各执手电,望之无际。当晚即闻见枪声,至今晨七时始停……下午四时又由庞光镇回来探报,云庞光镇一带之匪已西去,大军随后追击,人心稍安。”
日记所云“胡师长”指国军第一师师长胡宗南,“萧师长”指国军第四十四师师长萧之楚,“刘指挥”系指挥国军第六十五师的刘茂恩。“中央军住宋村与匪对击”的记述,与上辈人口传吻合:十月三十日晚,尾追的国民党军队驻扎宋村、高力渠一带,曾与驻扎在东焦将的红军对射。
十一月初二日记:“……下午一时,县长赵葆真同王太吉团长率各机关往东关迎胡师长,而胡师长带兵未进城,由东关绕南关直往祖庵追击红军……”

十一月初二日记又云:“……下午四时许,余去铺剃头毕,化羊操(辖焦将、庞光镇地区)总约穆荣盛由家来县云:伊于昨回家,匪军已去,东西焦将受害甚重,匪徒过多,家家住满,甚至牛圈厕所皆为匪睡卧之地,所有大户之粮食、衣物等皆被贫民掠去一空,家家之猪被匪宰食。匪徒行远,饥饿吃不一饱,一见饭即用脚盆污器盛饭食之。匪徒系红军第九、十、十一三个军,焦将驻十一军。掳去杨炳林之子。(红军)系二十九日午刻来,初一日去,将庞光镇、化羊村、焦将、王寨等处骡马拉完,所幸未伤害人。穆总约同余欲报告匪情,因有军官未见。当晚即拟一呈文,请县(府)查验,其文如下:
具呈人:化羊操总约杨炳林、崔志源、穆荣盛、张万鳌,约正蔡文秀等,为共匪扰害,抢掠一空,生机立断,民命堪忧。恳祈钧座亲临勘察,以明惨状,而救灾黎事。
缘属操迎处山麓,地瘠民贫,当兹大旱期间,夏收薄歉,秋苗枯萎,乡民谋食无方,糊口乏术,正在辗转躊躇,共匪忽于本月二十九日由长安子午镇一带顺南山蹿至户境,即盘踞于属操之焦将、庞光镇、化羊村、王寨一带,任意抢劫。该匪行走过速,匪徒无数,来势过猛,民不及防,所至家家拥满,锅灶满屋,所有食粮、衣物、货财,悉数掠夺净尽,所养鸡猪杀食无余,箱柜器具破坏焚烧,屋角壁炕为之掘烂。至初一日,始先后西蹿,临行将各村所有骡马一概拉去,且将少数居民老幼壮丁掳去数十名。足迹所过,田野尽成大道,匪徒之众可想而知。当时人怨沸腾,恐慌无似。现在各村居民生机立断,嚎啕声载道,民命何堪,呼天不应,叩地无门,为之奈何?唯有恳祈钧座为民父母,当能体验下情,亲临查验,以明真相,设法救济,俾民全活,则感戴再造之恩于靡暨矣。谨呈
户县县长赵(葆真)
十一月初二日
总约,是民国中期农村基层政权的一种职务。当时户县行政区划为全县划13个操(相当于现在的乡镇),操的负责人称作总乡约,简称总约。焦将、庞光镇地区属化羊操管辖。
从化羊操总约穆荣盛报告情况,可看出红军生活之艰苦以及打富济贫的真实情形。但所谓“将骡马拉完、家家之猪被宰食”却是言过其实,因为刘励三翌日回家探视后发觉没有这等事。红军睡猪圈、厕所,用尿盆、脚盆盛饭确是事实。据上辈人讲,乡民见红军用尿盆子盛饭,急忙说那是“尿盆子”,红军听不懂当地话,误以为乡民“要盆子”,便不高兴了,待乡民递上面盆子,红军似有所悟。
红军打富济贫,穷人高兴,富户家财蒙受巨大损失,自是愤懑,于心不甘,请刘励三代写呈文向县长“报灾”。为道尽“灾情”,争取官府救济,弥补富户损失,呈文中有多处夸大或虚造之词,因为刘励三家也是富户,也被打富济贫。
十一月初三,刘励三回家(东焦将)看视。日记记有其家遭遇红军的情况:
十一月初三日记:“上午同兆轩(刘的同事)回家看视,至占管营(村名)分途。路过占管营,见占管营有中央军第一师的宣传标语‘剿匪为民’,师长胡姓。余行至王寨之北时,忽见二人由东南向西北疾行,问之,云焦将又来匪军,余听此言急退走半里,坐视动静。约一小时,新寨来人七、八名,欲往探视,即同至王寨询及,此事系子虚乌有。余方放心,乃至村内赵亲家小歇,为余造饭。其家亦曾住满红军,未失他物及粮食等,实属万幸。赵亲云余家楼上各种粮食被贫民掠去贻尽,衣物全失,所幸两匹骡子尚在,家中老幼未受多大惊恐。已而余归家,见城外园中之柴草未曾失遗,一入家门,见庭院中遍地灰堆,所有木板椽棒皆被焚烧,余之卧室炕上地下垃杂污屑不成模样,又视箱柜一空如也,查衣物件件俱无。并视伯叔母卧室及厦房内,概被劫掠,惨状莫名。登梯上楼,但见包囤不完,颗粒浪藉(楼)板上,稻麦既无,谷豆更不够数。农家终岁起早眠迟,孜孜不休,勤劳所获,只此数十石谷粟杂粮,家中十余口老幼男女,赖此生活,完粮、纳赋、按亩出差、日常费用更赖于此。突见惨状异常悲痛,莫可言喻,为之奈何!只有自大心地,劝告家人,此系天灾流行,人难逆料,惟有强为善事,自消孽障,当有缉熙光明之日,海晏河清之时。自古一治一乱,天道弗私一日,人心正则风调雨顺矣。计所失稻子十四石、麦五石余、包谷三石余、粳稻三石余、谷子十石、豌豆三石、棉花五十斤、酒曲三十余斤、烟叶六十斤、口袋数条。他项器具物件一时查验不清,损失难计。所喜骡子未失,猪未被杀,合家团圆。余即祝告上苍,受诸佛菩萨护被之恩,于不可思议矣。当晚见伯母叔母、余妻及幼女之面,余弟伯纪昨日往化羊村躲避。薄暮,余因家院狼藉,当晚宿于观音寺内,一夜心惊不安,未入眠。”
十一月初四日记中记有其伯母、叔母所述遭遇红军时的情形:“二十九日午,家人闻红军要来,妻即躲于右邻王十一家,弟伯纪和外甥亦各躲避,家中只有叔伯母二姊,将头门紧关。匪将余家白骡子拉走,叔母闻言即亲身西追,又招雇工范八同追至西焦将以西,幸而要回骡子,拴藏于南门外李家屋后。叔母归来已日落将暮。匪驻扎村中,家家住满。匪见我家头门关着,便由我家左邻王科彦家院墙翻过,打开余家车房门,又开正门,相继拥入,前后房住满,一夜未睡,搜尽箱柜衣物,能穿着穿去,不能穿着便撕扯成绺绺,或裹绑腿或打成絮絮鞋。当晚三叔母一人在炕灶看守,余皆他避。三十日上午,有二、三名匪军引来村中贫民,上我家楼,分我家粮食,三叔母拦阻无效。贫民二十多人,其中最可恶者郑存富,有田地数十亩,父子四人来分粮,并将棉花酒曲等一并拿走。杨□□本街人也,素与我家称善,其家有田地二十亩,畜牛务农,亦来分粮,天理何存?!是日天将暮,匪全退去。”
日记记载了刘家被打富济贫的真实情况。刘励三对“有田地数十亩”的郑存富、“素与我家称善”的杨□□分他家的粮食很愤懑。日记所云“郑存富”,后文还将提及。
十一月初四日记还记有红军伤病员的情况:“早餐后,余回县,道经化东堡崔仲瑜家和化西堡方郎亭家,都被分了粮食。所过焦将、化羊村一带,土墙上到处有共匪大字‘分富家衣食田产’等种种口号及宣传标语,并张贴布告,系江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张国焘、总指挥徐向前。现在各处尚有共匪伤兵病号数十名未去,流落于此。”
日记所云张国焘,系红四方面军负责人,但他没有跟随此次军事行动,只是布告上署了名。日记所说“有共匪伤兵病号数十名未去”属实。红军走后确实留下几十名伤病员。中共地下党员刘安仁、刘生玺(西焦将人)冒着风险,组织群众将留在各村的红军伤病员隐藏于焦将庵庙内,送汤送饭,请医买药,疗伤治病,并动员群众收留伤员。王寨赵履祥老汉收留了15岁的小红军朱华国(安徽金寨人),朱华国拜赵履祥为干爷,改名“禄儿”。穆家堡关振凯的叔母将14岁的小红军张绍基(湖北洪山县人)领回家,认其为干儿子,取名“寿娃”。经过赵家和关家的精心照料,两个小红军伤势痊愈,并生活在两家。1935年,徐海东率领的红25军路过庞光镇,两个小红军跟部队走了。1972年和1973年,离休的老红军张绍基和朱华国分别从郑州和沈阳来到陕西,经多方辗转打问,寻到离别40多年的户县庞光镇,叩谢关家和赵家当年救命之恩,一时在当地传为佳话。
十一月初五至十七日,记有户县办理军饷事宜:
十一月初五日记:“终日在(建设)局,并往财政局,协同各机关商酌支应军饷事宜。中央军萧之楚四十四师于初三由涝峪出山,驻扎曲抱村(县西)一带,由户县供给粮秣,省方派一陈参议来此接洽。”
初七日记:“户县驻军王太吉团今早开回省城,留兵一连驻此,该军纪律远逊于中央军。”
初八日记:“据省方对此次军队给养安排,周至县担任中央军胡宗南一师、刘茂恩六十五师粮秣,户县担任萧之楚四十四师全部粮秣。并有省方派人来户县代购军粮一千石(一石为300斤),地方不得挪作支应……”
此时中央军一师、六十五师追击红军,已进入周至县,而四十四师留驻户县。从以上三日日记可知,省府对国军粮秣很重视。
十一月初八日记中,记有中央军四十四师下乡随便派粮之事。刘对此甚为不满,对老百姓的艰难处境颇为同情:“……数日间闻县西乡、南乡各村每日有队伍(即四十四师官兵)自由打粮(派粮)。所至,入民宅,处处搜寻,行动颇为自由,乡民不堪其扰……人民苦痛,地方糜烂,兵灾匪患相逼而来,况当此数月不雨,大旱已成饥馑,生活无靠,处此涂炭颠簸之秋,奈何也。”
初九日记:“今日各机关开会,讨论支应驻军粮秣办法,并得县长同意,当晚即召集各操总约于财务局商酌。据萧师长秘书长来县府云:该师奉命待发,惟棉衣未到,兵士单衣寒冷,不能行动,须再留驻四日,候棉衣运到后即行开拔。所需粮秣每旅一日四千斤,合计两旅及司令部、副官处、医院病号等,每日需粮一万有余,再筹集路上八日粮秣,共需十一万斤。县府按全县地亩摊派,每顷(100亩)派大米十二斤,玉米面十二斤,麦面四斤,由十一日起,实行发给。驻孙家硙陈旅粮秣由南四操(即化羊操、罗什操、安善操、保峪操)担负,于孙家硙设粮台,推定曹奉臣、曹帮彦负责。驻丈八寺于旅粮秣由正西操、西北操、上下兆丰操等四操担负,于丈八寺设粮台,推定郭立三、张尔玉负责。师司令部、医院等各机关粮秣由县城、正北操担负。并定于明日向萧师长恳求:禁止该旅军人下乡自由打粮。”
十一月初十日记:“午刻,赵县长集合各机关,备办全猪三口、烧酒三罐,同往曲抱村谒见萧师长……恳求师长,制止军人自由下乡打粮……萧师长极其谦诚,备述其部由今年三月出师剿匪,未曾休息,行军山中艰苦异常,并言及共产主义之恶毒,组织之严密,所至容易号召,为患不测等。毕,余又同张子甲、曹奉臣、曹帮彦往孙家硙,见陈旅长,旅长不在,其副官周于民接见之,余等说明军饷情由,劝止军人下乡打粮。”
从萧师长口中可知,红军军纪严明,颇有召唤力。同时国军士兵的生活也很艰苦。
十一月十四日记:“……下午各机关在县府开会,萧师长的四十四师本定于十三日开拔,着办五日随带军粮八万斤,因其数额未曾办齐,今又召集各操总约,各办理玉米、小米等粮三千、四千斤不等,限明日午交齐,以备转发。”
十六日记:“……今日县西曲抱村、丈八寺、孙家硙等处队伍开拔东行,由子午峪进山,尚留王旅驻县未去。”
十七日记:“……上午去财政局,此次户县供给萧师军粮共12万斤,省府令每斤食粮均以七分钱计价,共计粮款八千余元,一半由四十四师付给,另一半呈报省府转报南京国府,由户县正税项下作抵(即用军粮抵扣粮赋)……”
由此可知,户县百姓供应的军粮没有白给,由南京政府和四十四师共同付给粮款。
由十一月十七日记可知,红军过后,乡绅富户不仅向县长“报灾”,半个月后,又向省府主席杨虎城“报灾”:“……下午又写我操报灾呈文,分呈省政府、民政厅、财政厅、赈务会四处,其文如下:
具呈人:户县化羊操总约杨炳林、崔志源、张万鳌、穆荣盛,绅士崔步堂、蔡文秀、钱生桂、魏帮贤、崔献坤、方明数、刘怀章、关振京、刘耀宗、刘励三等,年甲(岁数)不一。
缘于上月二十十九日,共匪忽由长安子午镇一带沿南山窜至户县境内,即盘踞于化羊操属之焦将、庞光镇、化羊村、王寨等堡,匪徒众多,民屋尽被匪占,衣物货财,掳掠净尽,五谷食粮,抢劫一空,豚既被杀食,骡马概行拉去。所至,到处搜罗,家具农具概被焚毁,墙屋处处糜烂,惨苦之形不堪言状。且将少数较富之民绳拷索款,带去数十名。所幸国军追剿,匪仅盘踞三日夜,始行向西窜去。今则所过各村,家徒四壁,屋如悬磬,老幼妇女,昼则啼饥,夜则号寒,欲往他乡乞食,则三冬无衣;若坐守家园,则饥饿难忍。谋生无路,进退惟谷,呼天不应,叩地无门,种种惨状,难以言喻。况属操一带,接近山麓,多年以来,常遭土匪劫掠;加之近年旱魃为虐,砂砾之田,硗薄过甚,庄稼歉收,差役繁重,民无担石之存,终岁不得一饱。今更遭此浩劫,陷于匪共,如水益深,如火益热,午夜徬徨,焦急万状。若不泣恳,设法救济,则数万生灵直有性命之忧矣。
钧座为民父母,痛关在抱,当能体念民艰,设法救济,洒西江之水,施甘露一滴,俾得出此涸辙,全活民命,则感戴再造之恩于无暨矣。
谨呈:
陕西省政府主席     杨(虎城)
民政厅长           李
财政厅长           韩
赈务会主席         康”
和前次向县长报灾一样,富户们为感动上峰,争取救济,对红军打富济贫有扭曲虚造之词,而呈文所说“土匪劫掠”、“庄稼歉收”、“差役繁重”则完全属实。
红军过后两个月,春节至,刘励三在过年的日记中对其家遭打富济贫仍耿耿于怀。1933年正月初三日记:“今日设宴待亲戚,应来者皆至,惟王寨、柿园两家未来。今岁因遭匪劫,食粮为难,年前仅割肉十八斤,磨麦三斗,其它一切皆简,以求节省之。
富户人家过惯了富日子,被红军分了粮食,伤了元气,生活自然要“节省”了。在那个年代,穷人过年割一二斤肉也算奢侈了,即使到了20世纪70年代,一般农家过年割肉最多不超过十斤,而刘励三家尽管遭“匪劫”,过年割肉达18斤,富户毕竟是富户。
二月十二日记:“……家中被红军抢散粮食四十余石,所余谷子、豌豆现已无存,刻下食用极为淡薄,两日来尚未见馍了,全家处于窘境,奈何?只得变卖家产换得食粮以维现状。今春期长,距夏忙尚有两个多月,需粮尚多,加之父亲三周年祭将至,已同家人亲戚商之,从简办理。”
二月二十九日记:“今为父三周年祭日……亲戚皆来……值此年荒又遭匪劫,食粮告尽,只得极力节省,就简,阻止诸乡党送纸祭奠,恕为原谅了。”
红军过后,时局并没有平定。据刘励三十一月十三日记知,红军走后,个别富户逼迫穷人将分得的粮食如数归还,时称“收粮”,穷人称其为反攻倒算:“闻邢万帮将堡中借匪抢粮之郑存福、刘志恺及郑狗来兄弟三人控告于县府,业经票拘到案,押于看守所。今日堡中乡约刘义顺、杨生花数人来县探听虚实。”
东焦将,即刘励三和笔者的家乡。据笔者多次采访调查,该堡富户邢万帮“收粮”时,多数穷人都将分得的粮食如数退回,但郑存福、刘志恺、郑狗来三户态度强硬,拒绝退粮。邢万帮遂将该三户控告到县府,县府即将郑存福、刘志恺、郑狗来三人羁押。两三年后,三人先后被释放。释放后,郑存福的儿子郑青山、刘志恺的儿子刘生福、郑狗来的儿子郑新德都出外当了兵,户县解放后,出外当兵的郑青山、郑新德、刘生福返里,郑青山当上村第一任农会主任,郑新德当上村民兵营长。而邢万帮家在解放前几年已经破败,土地所剩无几,只留下三进房产。1950年11月至1952年6月,户县掀起土改运动,邢万帮家被定为破产地主。邢家对此很愤懑:其家在土改时还分了二亩六分地,却怎么定了个破产地主,土改政策中有没有“破产地主”这个成分?村里人都说邢家的破产地主是郑青山给定的,因为郑青山是农会主任,掌握着土改大权。
时过境迁,沧桑巨变,回顾历史,莫记前嫌。80年前的富人和穷人,如今他们的后代们不争不斗了,太平盛世,和平共处,大家都生活在一个和谐安定的社会大家庭中。http://blog.sina.com.cn/s/blog_5d5f3812010115c8.html
 楼主| 发表于 2013-8-26 13:33:53 | 显示全部楼层
2011-3【郑义林】民国私人日记中的户县“过红军”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d5f3812010115c8.html
发表于 2015-5-28 17:20:18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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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5-5-29 22:48:48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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